野田政权在包含提高消费税等“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改革”中，表示绝不退让的态度，遭到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多。日本的财政赤字很明显正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即便看一下舆论调查等，国民对于增税本身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却对政治家的手法很反感。

在国家的危机时刻，领导者的姿态很重要。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今年年初对两家企业的高层进行了采访。不用说这两位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经营者。在强有力的领导层下，两家企业突破逆境而不断向前发展。虽然一个是建设企业，一个是流通行业，业种完全不同，但两者都是业界顶尖企业的“改革者”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坂根正弘会长当初作为一名推土机的技术员进入公司。2001年就任社长。当时公司业绩跌落至创业以来的低谷，造成800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坂根上任后断然实行构造改革。作为“只限一次的大手术”，开始对分公司进行了整顿和人员裁减。同时，积极推进不让其他公司赶超的“顶尖商品”，使企业的业绩迅速回升。

日本7-11便利店公司的铃木敏文会长，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中也很有信心。使其旗下的7-11便利店创造了历史最高效益。并且计划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再开设1,350家分店。“市场还没有饱和。要在和其他连锁店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其昂扬的斗志不言而喻。他们正在研究以老年人为对象等的市场开发。

从企业的视点来看，有关提高消费税的问题，关键是怎样取得国民的认可。从面向顾客、公司职工积极推进改革的两位人物口中，我们听到了“体验性增税论”的说法。

欧元圈的财政危机由金融危机带来信用紧缩，并且已经发展到危及实体经济的地步了。幸亏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采取了紧急支援，多多少少争取了一些时间。然而，如果不彻底改革作为危机根源的经济、财政体制的话，是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这次欧元圈的危机对日本来说，绝非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事。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将日本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两者加起来，达到了国内总生产值（GDP）的200％左右，比起作为欧元圈财政危机震源的希腊来得更加庞大。并且，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在世界上也是以最快速度发展的，今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也会愈来愈膨胀。如果不迅速推行彻底的财政健全化政策的话，发达国家最糟糕的财政状况很可能发展到国债暴跌、经济混乱的地步。财政问题也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问题的定时炸弹。

虽然日本国内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谓是非常之激烈，但是却缺乏一种寻求其解决对策、进行制度改革的危机意识。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想避开伴随疼痛的改革，政治家也不想直面危机性的现实。作为民主党的野田政权终于提出了包含消费税增税在内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然而，作为最大在野党的自由民主党却坚持主张，在通过财政改革之前，首先要解散国会。在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也有很多反对增加消费税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上的讨论，与其是一场讨论财政问题本身的政策争论，还不如说是各党之间为了能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的策略争论。也就是说，议论变成了政治讨价还价。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危机意识。

在《文艺春秋》杂志（2012年3月刊）刊载的小松公司的坂根正弘会长与7-11连锁便利店的铃木敏文会长的文章中，也都对这种政策的政治性游戏表示了担忧。作为如果消费税率上扬将直接受到影响的零售业代表，铃木会长原则上并不反对消费税率上扬这一问题本身。铃木会长与坂根会长一样，对财政现状持有危机感。然而，两位也都对消费税的增税顺序进行了批评，并对政治家的“胆识”提出质疑。

日本的财政问题已经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担心对象。IMF于2011年春天开始频繁地敦促日本进行财政健全化的努力。并对日本消费税率的“阶段性上扬”进行了具体性的建议。IMF指出，如果没有税收财政改革，日本国债以国内的储蓄根本无法进行资金筹措，且必将直接暴露于来自市场的压力之下。同年，IMF主办的以日本消费税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东京举行。

此外，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于2011年4月的对日审查报告中指出了如下情况：

“长期性、众多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相关的年支出压力将政府支出推上去的结果是，自1993年以来连续18年的财政赤字。结果，总的公共性债务余额急速地增加到GDP的200％这一未知的领域，即便是实质性的公共债务，也达到了GDP费用约115％的程度，在OECD中也是最高的。这种债务的影响，在目前大约１％极低的长期利息来尚不明显。然而，东日本大震灾的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财政支出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之年收支的调拨、短期性增加措施，确立中期性的财政健全化政策依然是当务之急”。

就是在这种国际性的担忧背景下，日本政府于2011年11月在嘠纳峰会上提出了“为经济成长与解决雇佣问题而制定的行动计划”，进行了以下承诺：“日本为了达成多伦多承诺，将制定截止2010年代中期，阶段性地完成消费税上扬10％（从现行的5％开始上调）等方针，使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改革方案具体化，并且承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2011年度提交其所需要的法律草案”。

野田政权在这一国际性承诺背景下，于2012年2月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并通过了《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改革大纲》，其中提出了将现在的5％的消费税率至2014年4月前上扬至8％，至2015年10月前上扬至10％。沿着这条思路，政府正在设法完成消费税阶段性地上扬的法律程序，然而，在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也有众多反对增税的议员，目前党内围绕消费税上扬问题意见并不统一。

作为在野党的自民党，以夺回政权为目标，称自己为“有责任的在野党”，忽视在选举的时候承诺过要制定包含将消费税上扬至10％在内的财政健全化政策，一而再地提出如果要增税，应该首先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来确定国民的意愿，似乎已经背离了为健全财政而提出富有建设性政策策略的宗旨。

根本的问题是日本的财政状况比欧元圈财政危机震源的希腊更为糟糕。日本的政治家似乎忘记了这一局面，甚至可以说对这一点缺乏危机意识。

之所以缺乏危机意识，因为其背景是日本的财政危机由于特殊的日本要因，并不是以肉眼看得到的形式呈现在表面上的。这一点，对日本来说是一种幸运，但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幸运的是这种危机并没有表面化。不幸的是其结果将并不会带给大家危机意识，伴随疼痛的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总是将其一拖再拖，最终使得将来的危机更加严重化。

现在，在国会审议中，从2012年度（2012年4月—2013年3月）的预算草案就能明显看出目前严峻的财政状况。连续三年岁收的一半都不能由税金来提供，而用来弥补岁收不足的贷款――国债发行额超过了税收额。在岁收中，依赖国债的比重达到了49％，该预算案成了日本史上最糟糕的依赖贷款的预算。

2012年度末，也就是2013年3月末的年度国债余额高达707兆日元。从1990年开始，在20余年中国债竟然膨胀了540兆日元。其主要原因为年支出增加了240兆日元，税收减少了190兆日元。预计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总计，将在2012年年末达到940兆日元。

2012年度新型国债发行额为44兆日元，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已经到期的既存国债借款调换份额（借换债）的话，该年度总计将达到150兆日元。尽管如此，目前的状态是，国债默默地通过市场得以消化。由于大地震灾害，且不管财政状况更为恶化这一点，长期国债的利息以1％的程度保持着安定的状态。这种市场的结果性安定以及支撑这种安定的经济以及市场的结构性要因，是日本的幸运，同时也是不幸。

首先，国债中的约92、93％是在日本国内消化的，海外投资家的拥有比率美国是48％左右，德国为54％左右，英国为28％等，跟海外各国相比，日本的海外投资家的国债拥有比率明显呈较低趋势。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国内的储蓄非常充分。

日本国内的报道经常说，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400兆日元左右。即使国家与地方的长期债务余额长期面临接近1,000兆日元的状态，人们也常常认为“仍可以通过国内储蓄来加以吸收”。

此外，针对日本的所得，税金的负担率与各国相比也是较低的，增税的余地较大也常常受到指摘。也就是说，国内储蓄仍然很丰富，通过增税来增加年收入的余地也是很大的，因此可以对市场维持安心感，发行的巨额国债也将能完美地得到消化。

的确，就目前来看，国债确实是在被顺畅地消化。然而，问题是国内消化的结构本身的问题。金融机关虽然大量地接受存款以及保险金，然而，由于没有充分地运用之地，正在将剩余资金转用于购入被认为安全资产的国债。银行之所以购入只有1％程度受益率的国债，是因为日银的零利率政策使得存款利息几乎为零，对银行来说成本几乎为零的资金大量存在。

本来，银行原则上是起到将接受的存款转用于融资这样一种中介功能的。然而，毋宁说是贷出款正在减少。观察一下2010年年末时节点的国债拥有者，就会发现银行的比率为45％，纯粹损害保险为20％，家庭为5.5％等。这是一种以金融机构占有大半国债为主的结构。

这也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消极发掘优良企业，消极地对优良的风险   企业进行融资的结果。日银在2010年，以发掘可能实现成长的新领域、实现经济整体活力化为目标创设了特别的融资组织。然而，日银的融资对象为民间金融机关，民间金融机关自身如果不积极开拓融资对象的话是不会有效果的。

令人担心的是，伴随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取出过去的蓄积用于消费的情况也在增加，全体的家庭储蓄总有一天也是要减少的。被称作“团块世代”（婴儿潮的一代）的一代人目前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储蓄正在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因此，因为国内储蓄充分就可以顺畅地消化国债这种构图将面临崩溃。此外，银行如果不积极投资成长领域、支援搞活经济而持续购买国债的话，日本经济的低成长将会持续下去，且必将带来无法增加税收的结果。

现在，即便广受议论的消费税上扬5个百分点，也只是挽回财政整体健全对策中的一个里程碑。通过5％幅度的上扬，重新产生13兆日元程度的税收。虽然是这样计算的，但这其中，国家收入的也只有9兆日元的程度，剩余的都将成为地方税收。另一方面，年支出仅就社会保障供给这一项就以每年递增1兆日元的速度膨胀。消费税率如果得到提升的话，在国家购买物资、接受服务之际，消费税部分也会增加，这么一来年支出就会扩大。再者，因为国债余额的持续增加，以利息付款为中心的国债费用也会增大。

因此，通过消费税率上扬5％而谋取的财政平衡效果也会遭到压缩，并在短期内消失。尽管政府努力将这次消费税的增税部分，全额转用于社会保障方面（退休金、医疗、护理、育儿），但是压缩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费用所需要的制度改革是必不可缺的。此外，切实可行的成长战略也是不可欠缺的。目前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讨论压根就没有意义。

经济界的坂根、铃木两位之所以质疑政治家的“胆识”，是出于对作为其试金石的削减国会议员定数、削减公务员数量以及降低工资等，在政治家缺乏综合性、长期性思维资质，局限于敷衍了事的讨论以及权宜之计中不了了之的焦虑。两位对“政治家将财政健全看作简单的数字整合，仅仅只是以加减法的思维来进行讨论”也表述了不满。这种综合性的政策选择、制度改革正是目前日本所迫切需要的。消费税问题，并不可能单单通过上扬5％就可以解决的，毋宁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严格的长期性、综合性制度改革的出发点罢了。

我看了一下，作者落款是“共同执笔  集团1984年”。很显然，命名取自乔治·奥威尔近未来小说《1984》。这部作品为人类的未来成为高度集权管理社会敲响了警钟，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高科技高压力社会的批判。我记得开始时觉得作者名字取得巧妙，文章读下去后发现内容也很有趣，让人非常兴奋。

当时，我在《文艺春秋》做主编。之前我曾是《诸君！》的主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向山崎先生约稿。山崎先生与“集团1984年”的关系其实在那时我并不了解。

登载这篇论文的《文艺春秋》1974年6月刊，在首页上作为“编辑部前言”，写着“1984年集团，是由20多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学者集团”。

文章中批判的目标《民主联合政府纲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日本共产党的《宣言》。迄今为止，在在野党之中该党一直是按照其独特的路线在发展，而在1973年，该党提出了寻求与其他在野党联合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此方案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纲领”。

在那之后，在参议院与执政党势力不分上下的国会状况下，将有可能诞生“左派政权”，或者应该说演变成为媒体希望其诞生的状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日本社会党（现在的社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的话，曾经有可能取得政权。这两个党原本就强烈主张完善的社会福利、对弱者的救济、对大企业蛮横的控诉，而非“日本的社会主义化”。不仅是作为国家政策，在主要的地方政府中，如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京都府知事蜷川虎三、大阪府知事黑田了一，都是革新派首脑掌握着主导权。

当时，美浓部知事，以“物价的美浓部”为标语，成为报纸和电视的焦点。冷静的想一想就知道，一个地方政府的首脑怎么能够单独抑制物价的上涨？可见当时整个日本都被一股狂热的思潮席卷。

拿到现在来说，就是对“政权交替”和对大阪的“大阪维新会”、名古屋的“减税日本”这样的地方政党同时发起狂热的时代。不论是在媒体还是舆论界，革新派都强烈呼吁政权交替，如果谁要是对此产生质疑，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

在那个时候登场的，就是这个“集团1984四年”。作为主编，我也是下定决心登载了他们的文章。

之后我了解到，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是香山健一先生（原学习院大学教授）。但是，就连我这个负责编辑稿件的主编，也没有见过集团的任何一名成员。

接下来仅是我的推想，公文俊平先生（原东大教授，现多摩大学情报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佐藤诚三郎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或许与这个集团有关。还有香山先生的老师清水几太郎先生（原学习院大学教授），在他的研究室里，聚集了很多前去学习的年轻学者，这些人也有可能参与其中。

《对日本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纲领〉的批判》登载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共产党方面则要求“公布作者姓名”。

因为日本共产党强烈要求“反驳”，下一刊的7月刊内刊登了《对民主联合政府纲领批判的反批判》，接着“集团1984年”又写了《对日本共产党的再批判》，登载于同年的8月刊。

这个集团最终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现在备受朝日新闻等媒体关注的是《日本的自杀》一文。文章指出：有史以来纵观众多文明的发展，当国民忙于追逐个人私利而放弃了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困难局面，并且领导人走从众主义路线的时候，这个国家其实是在自杀。这可以说是对满足于“面包与马戏团”（指统治者对民众施予小恩小惠以消除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的日本媒体与民众的严厉忠告。

随后，为行政改革而奋斗的中曾根首相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会长土光敏夫先生（原日本经团连会长），也大力赞赏“《日本的自杀》说得好”，听说还将文章的复印件分发给周围的人。记得他还曾托我引见香山先生。香山先生、佐藤先生、公文先生随后便成为中曾根首相的智囊团，继续推进国家铁路的改革和行政改革。今天的日本，可以说在背负着相当于10年的国家预算的借款的情况之下，用过剩的福利政策来随意挥霍预算，却指责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以此迎合大众。文章刊登后已经过了37年，但“日本的自杀”真是让人感觉越来越逼近了。

（译自《文艺春秋》2012年3月号，122-123页）[2012年3月]

第一点是，“依存并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的蔓延。说起来，古往今来，寄期望于统治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社会 “安宁”和“繁荣”。因此，二战后日本达成的“安宁”和“繁荣”，其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成果”。可是，这样的“安宁”和“繁荣”，本来是一种由人们“独立自尊”精神而得来的成果。然而，正如《日本的自杀》所揭示的那样，战后日本的兴隆印证的“福利国家”路线的定论，悄无声息又切切实实地使得“依存并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渗透日本社会。而另一方面，“独立自尊”精神的衰退，促进了各种社会规范的解体，这些也在《日本的自杀》中有所提及。福泽谕吉说过“缺乏独立精力者，会依赖他人做出恶事”。可以说这句话也是颇为正确的吧。哪怕是现在，提高消费税税率的与否，也成为政局的争论焦点，可是人们好像并不质疑其目的在于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福利政策”。“福利国家”走到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群——这些人只有“依存且寄生于国家”才能维持生计。国家框架下的福利政策如果能够给陷入困难的人们带来有限的、紧急避难性质的支援的话，或许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一旦具有了恒长性，就会成为“依存且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的摇篮。近来的“差别”批判之声，就是加速了这种“依存和寄生于国家”的倾向。即将达到1,000兆日元的财政赤字现状，只能归因于是这种“福利国家的束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日本的自杀》发表的1975年，日本在财政上采取了“打麻药”的措施，即发行赤字国债。考虑到这一点，就不由感慨《日本的自杀》这篇文章是多么独具慧眼。

第二点要说的是，误解民主主义体制的主旨，将其从“平等主义”的观点进行理解。原本所谓民主主义体制，是主张“被统治者”也是“统治者”的政治体制，可是统治本身却是要求施统治的人具有各种手腕的。1990年年初以后，以“可能出现政权交替的政治风土”这样一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为目标，为了打破被嘲笑为“三流政治”的日本政治现状，开始了各种面向“改革”的摸索。无论是导入以实现两大政党制度为目标的小选区主体的选举制度，在野党内“影子内阁”的组织，还是导入议会中“党首讨论”制度，进而“提出宣言（政权公约集）的选举手法，所反应的就是这样一种面向“改革”的摸索。2009年夏天的“政权交替”，是过去将近20年摸索的成果，可是它实际上也暴露出拥有“统治手腕”的统治层的不作为，及懈怠培养统治层的日本社会的现实，就像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这两代民主党首相所表现出的那样。即使通过一连串的“改革”举动，制定了各种制度，可是这些制度也并没有形成统治层将制度变为现实的意识和见解。本来，培养统治层就像战后在法国的ENA（国立行政学院）框架展示的那样，“对于特殊的人才施加特殊的教育，给予特别的待遇”。他们把理解这种宗旨作为前提条件。可是在战后日本，“平等主义”的束缚使得这样一种理解无法达成。“平等主义”的精神，大多是和嫉妒的感情相关联，妨碍了达成这种理解。而且，近来的“差距批判”和官僚批判所表现出的是“平等主义”的失控，这一点也曾在《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中敲响警钟。

《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从日本与古代罗马的轨迹相似之处立论，对战后30年的日本现状进行了剖析。生活在古代罗马共和政权和罗马盛世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认为作为民主制负面的愚民体制是最恶劣不过的体制。他还说道，这种推进愚民体制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贪欲”、“虚荣”、“激情”、“傲慢”等词语所表达的民众个性。“福利”和“平等主义”是将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体制推向愚民体制的主导原因。不过，在东日本大震灾后，“维系”的价值被再次肯定，在这样的社会风潮之中，希望迈向愚民体制的步伐有所停顿。也正因如此，通过《日本的自杀》这篇文章，去体会战后日本的波利比奥斯留下的思考痕迹是非常有意义的。

（译自《文艺春秋》2012年3月号，120-121页）[2012年3月]